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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矿冶文化溯源
作者:胡永炎    文章来源:黄石日报    更新时间:201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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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是一个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目前已探明的矿产多达50余种,尤以铜铁最为丰富。自黄石地区有了人类以来,黄石的矿冶文化就开始孕育,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本文拟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仅就夏商以前的矿冶文化进行分析,探索黄石矿冶文化的源头。

    一、黄石矿冶文化的源头
  黄石矿冶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三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1971年冬,在兴修大冶湖水利工程时,在原大冶县章山公社石龙头村(现为西塞山区河口镇石龙头村)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随即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对这处洞穴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石龙头遗址南临大冶湖、北接章山,由二迭纪中原层灰岩、泥灰岩、硅质层等构成。出土有豪猪、大熊猫、狗、虑、东方剑齿象、中国犀、野猪、斑鹿等的牙齿和骨骼化石。遗址中还清理出88件打制石器,其中有石核34件,石片27件,砍砸器17件,刮削器10件。这些石器的原料大部分为石英岩,部分为燧石,少数为石英、砂岩,极少数角砾岩。根据石核、石片不规整的特点,说明石龙头的远古人类打制石器的技术比较原始,但与北京猿人相比,又较为进步,因此认为“章山石龙头的石制品就其技术水平或文化发展阶段而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或稍晚,但仍属旧石器时代初期。”
值得研究的是,石龙头遗址地处黄荆山南麓,而黄荆山山体露出的岩石均为石灰岩。那么,石龙头的原始居民为什么不用随手可得的石灰岩打制石器,而选用石英岩、燧石?这些石英岩为什么磨圆较好?它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们知道,石英的硬度是7,而石灰岩的硬度在6左右,因此用石英岩作砍砸器,其抗击打的能力远比石灰岩强。燧石的成份是硅,硬度和石英岩相近,断面有锋利的刃口,用来制作刮削器或尖状器,其性能也是石灰岩不可比拟的。远古人类对不同岩石的性能的认识,是后来金属矿物开发和利用的基础,黄石的矿冶文化因此而揭开序幕。
  关于石龙头遗址出土的旧石器为什么是磨圆较好的石英岩,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旧石器时代均是打制石器,当时并没有出现磨制技术,磨圆度较好的石器只可能是制作石器的石糕点,本身就已磨圆,那么这些石料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自然界中岩石一般是层状和块状,只有在风化作用或水力搬运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磨圆,那么石龙头遗址附近存在这种磨圆度较好的石英岩质的石料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笔者在黄荆山地区从事地质调查时,发现处于海拔300多米的黄荆山上,有一条呈带状分布的古河床,含有多种成份经过磨圆好的砾石(或称卵石)分布带,砾石大部分为石英岩,石带断断续续,长约数公里。石龙头遗址的原始居民很可能是在狩猎或采集食物时发现了这些可以用来制作石器的石料。
石龙头遗址承载的历史讯息说明,黄石矿冶文化的根基深厚。

    二、制陶术与矿冶文化
  在距今约一万年到四千年,人类社会由原始群落进入民族公社时期,即考古上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区分主要在于原始农业的出现,石器由打制变成磨制陶,家畜驯养,以及陶制品开始出现并广泛应用。陶器的烧制,陶窑的建造,高温的取得,为其后的金属冶炼奠定了技术基础。
  制陶业的出现,是氏族社会形成后的一项重要技术成就,也是人类在同自然界斗争中的一项重要发明。粘土是制作陶器的的主要原料,为了增加陶器的强度和耐烧性,在陶土中往往会掺入石英砂料。因此制陶术本身也是一种矿冶文化。陶坯制成后,要在陶窑内经过1000℃左右高温的烧制,烧成后的陶器硬度甚高,并可定形,便于使用。陶器在烧制过程中,如果陶窑是敞开的,则烧出红陶或褐陶,如果将陶窑严密封闭,陶坯中的铁元素充分还原,则烧成灰陶或黑陶。陶器的烧制使我们逐渐认识到,高温可以改变某些物质的原有性质。青铜时代冶炼炉的出现,应该是在陶窑建造技术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陶器的烧制技术及高温转化原理,为金属冶炼积累了经验。
  黄石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经考古调查,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有64处,如黄石鲇鱼墩遗址,大冶上罗村遗址,阳新大路铺遗址,阳新和尚垴遗址等。这些遗迹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风格,说明这里存在着一支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土著文化。创造这支土著文化的主人,是生活在这里的黄石先民,他们用自己掌握的制陶技术和审美观念,烧制出一批批生产、生活所需的陶制用品。这支土著文化的创造者,用他们先祖传承下来的对矿物岩石的认识,以及制陶工艺积累的经验,开始了金属矿物的开发和利用,使人类社会逐步向铜器时代迈进。
  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对后世矿冶文化产生影响的还有凿井技术。当露天开采达到一定深度时,就需要进行地下开采,早期的凿井技术自然而然地运用于矿业生产。
  商周时期,黄石地区开拓的地下采矿井巷,已经能够采用娴熟的榫卯结构,组成一组一组支护方框,应该是早期木作技术的延续。当时用于装载矿石的竹筐、竹篓、竹箕,用于上下行人的竹梯,用于固定井框的竹缆等等都是始原于早期的木作技术和竹编技术。
   三、古史传说时代的矿冶文化

    我国古史传说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有三支大的氏族部落。炎帝部落、黄帝部落、九黎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蚩尤集团活动在黄河下游乃至长江中下游的宽阔区域内。“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但是,蚩尤集团最终还是被强大的黄帝部落征服了。

    蚩尤能在战争中屡屡取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精良的兵器。《龙鱼河图》中有关蚩尤集团“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的记载是很耐人寻味的。有学者将“铜头铁额”解读为金属头盔,将“食沙石子”解读为金属冶炼,笔者认为是恰当的。这间接地说明蚩尤与矿冶业间有密切关系。

    关于蚩尤与矿冶业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管子·地数篇》寻找到线索:“葛庐之山发而生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予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生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弋,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金”在这里可能是金属的泛称,也可能是专指铜。因为,在蚩尤所处的时代,铜是最早发现并进行开发利用的金属。葛庐山和雍狐山的地理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蚩尤所统辖的势力范围之内,即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二是有铜矿资源。而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可能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北部和湖北省的西北部去寻找。这几个地方恰好在长江中下游的铜矿带上。

    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将葛庐山注释为庐山,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我们认为,庐山应为今江西九江之庐山。虽然庐山不产铜,但在庐山周围有很多先秦时期的矿冶遗址存在,如安徽铜陵的金牛洞遗址,江西瑞昌的铜岭遗址,湖北阳新的港下遗址、丰山遗址,湖北大冶的铜绿山遗址,以及其它数十处采冶遗址。三省所发现的采冶遗址其年代虽然与蚩尤所处的时代较晚,但就其开采技术的成熟,此前还应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有理由将江南矿业开发的历史追溯到蚩尤时期,蚩尤及其领导的九黎族是我国早期金属开采、冶炼的创导者。

    蚩尤战败后,史料中一说被黄帝擒杀,另一说是受到黄帝的重用,《越绝书》记载:“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

    可以看出,蚩尤是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矿冶业的先行者,蚩尤集团的某一支以矿冶业为主要生产手段,为我国早期矿冶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他们活动的舞台,就搭建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块热土之上,黄石人民应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四、尧舜禹时期的矿冶文化

    继蚩尤之后的尧、舜、禹时期,是黄石矿冶文化逐渐形成的时期。蚩尤战败后,后裔三苗(又称有苗)在融入华夏文化的同时,仍保持着以矿冶为生的特点。《战国策·魏军一》载:三苗活动的地方,正处在以黄石为中心的洞庭湖、鄱阳湖之间,此界不会超过鄂豫交界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系,南界约为幕阜山脉。

    在此期间,金属铜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产物资,当然会引起中原尧、舜、禹帝王的重视,并屡屡向南进犯。《汉学堂丛书》辑《六韬》谓:“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丹水即湖北境内的丹江,丹浦之战后,这一带被尧占领。此后,尧、舜、禹对接续对三苗进行攻击。三苗战败后,被迁移到大西北,舜摄政后三年,再次分化三苗,到禹继承王位时,三苗一族就衰落了。

    对于三苗时期长江中游矿冶业的生产状况,目前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是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古代采矿一般是首先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在大冶铜绿山曾发现7处早期的露天采坑,也许会帮我们认识三苗及夏代的矿冶生产状况。

  五、夏代的矿冶文化

    关于夏代的考古工作,目前仍在探索之中。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的时间,据碳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的范围内。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出土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工具、武器和容器,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在铸铜遗址内出土有陶范、铜渣和钳锅残片。

    这些青铜制品的产地,古代文献中记载:“淮海惟杨州……厥贡惟金三品。”又“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在古代铜称为金,“金三品”为三种不同颜色的铜:红铜、青铜、黄铜。在夏代,全国分为九个行政区划,即九州。鄂东南处在荆州和杨州之域的中间地带,当年向夏王朝进贡的产品,应产自这里。铜用舟楫通过长江、沱江、潜江、汉水进入河南南部,再由陆路运到洛,最后到达夏都。

    近年来,有学者对二里头文化遗存中的青铜器作了铅位素跟踪检测,证实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的产铜带。这一结论与古代文献相互印证。但黄石乃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夏文化的考古工作是一个尚待开拓的领域。这有赖于今后的考古发掘。 (作者为黄石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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